顾炎武的思想主张

1、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，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，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，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，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，则不可诬也。

2、      基于以上对道德与经济之关系的认识，顾炎武反对以“道德”的名义阻碍和破坏商品经济发展。例如，杭州素以旅游业发达著称，市民们多赖此为生，可是官府却经常以“整顿风俗”为名，对市民们的商业活动予以取缔。对此，顾炎武在《肇域志》中引用了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四的有关论述，指出：“游观虽非朴俗，然西湖业已为游地，则细民所藉为利，日不止千金。有司时禁之，固以易俗，但渔者、舟者、戏者、市者、酤者，咸失其本业，反不便于此辈也。”在顾炎武看来，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计问题的解决，具有重要作用。对于杭州市民来说，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就是他们的“本业”。可是官府却以整顿风俗为名来破坏市民的生计，进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他的这一观点，显然是合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明达之论。

3、原一干学字南归，言欲延次耕同坐。在次耕今日食贫居约，而获游于贵要之门，常人之情，鲜不愿者。然而世风日下，人情日谄。而彼之官弥贵，客弥多。便佞者留，刚方者去。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，以盖其羣丑。不知熏莸不同器而藏也。吾以六十四之舅氏，主于其家，见彼蝇营蚁附之流，骇人耳目。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，乃仅得自完而已，况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，以贫士而依庑下者乎？夫子言：「吾死之后，则商也日益，赐也日损。」子贡之为人，不过与不若己者游，夫子尚有此言。今次耕之往，将与豪奴狎客，朝朝夕夕，不但不能读书为学，且必至于比匪之伤矣。孟子曰：「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。是未得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」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侪于狎客豪奴，岂特饥渴之害而已乎！荀子曰：「白沙在泥，与之俱黑。」吾愿次耕学子夏氏之战胜而肥也。「吾驾不可回」，当以靖节之诗为子赠矣。余集与潘次耕札(顾炎武的思想主张)。

4、此实语，非谦辞也。亭林著述之大者曰音学五书，曰日知录。音学五书着手较早。崇祯癸未，亭林年已有诗本音之辑。曹学佺为之序。谓：

5、      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，顾炎武对于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变实物赋税为货币赋税的“一条鞭法”持肯定的态度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第六册《苏松》的《查一条鞭之故》条说：“一条鞭法，称简便宜捷。”(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)同时全录王锡爵《永折漕粮碑记》，言嘉定县自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，“四境荒芜之田，无虑数万亩，老稚提携而去者，项背相望；而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后，“行之十年，而荒茅乱，垦有新田，颓垣废井，创有新庐”。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。”顾炎武又引王锡爵《永折漕粮碑记》所云，说明国家每年转输东南四百万之粟以给京师，劳民伤财，“计十万石之费盖不訾矣”，可谓得不偿失。因此，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一条鞭法“实利于民，亦利于国”(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)。类似的说法还有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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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人聚于乡而治，聚于城而乱。聚于乡则土地辟，田野治，欲民之无恒心，不可得也。聚　于城则徭役繁，狱讼多，欲民之有恒心，不可得也。卷十二人聚条(顾炎武的思想主张)。

8、亭林为肇域志，自言阅志书一千余部，其勤于钞书之精神可见。阮元揅经室三集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，谓：「肇域志乃稿本未成之书，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，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。亭林生长乱离，奔走戎马，阅书数万卷，手不辍录。观此帙密行细书，无一笔率略，始叹古人精力过人，志趣远大。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，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，皆未足与于此也。」姚椿通艺阁文集卷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，谓：「此稿藏德清许宗彦，深惜阮氏官浙抚时，不以付诂经精舍诸人士一编校。」又谓：「吴江吴兆宜辑一统志案说，其乡人顾我锜作序，谓徐干学奉敕著书时多采用亭林说。」今案：案说虽间引用肇域志中语，然其希略，语意又不类，其书盖不尽本顾氏。至于日知录尤为钞书工夫之至精细者。亭林又自言之曰：

9、对理学的正面批评。他指出：“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，不取之五经，而但资之语录”。

10、　　顾炎武曾经五次来到陕西关中。在此，他结识了不少朋友，其中有名的当属富平的李因笃、周至的李颙(二曲)、华阴的王宏撰(山史)。

11、(1)政治背景：官僚腐败；政治暴虐(或朝政混乱)。

12、予尝历览山东、河北，自兵兴以来，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，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，而不尽恃乎其长吏……夫不能复封建之治，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，其在重氏族哉！文集卷五裴村记

13、评价材料中汤一介教授关于明末反对封建礼教和18世纪欧洲“启蒙运动”的观点。(要求：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；观点明确，史论结合，逻辑严密，表述清楚。)

14、主讲人：黄爱平(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)

15、(2)学术思想上：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,主张“经世致用”。

16、是亭林音学五书，先成者为诗本音，而启途开疆，实自明之陈、焦诸人，曹氏已言之。四库提要称亭林音论三卷，成书于崇祯癸未，盖系诗本音之讹其后亭林以四十五岁北游，始交任子良唐臣，得假吴才老韵谱，读而校之。越后十年，亭林五十五岁始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，张力臣父子任校写之役。其后又十三年，亭林六十八岁有音学五书后序，自言：「余纂辑此书，三十余年。」若自崇祯癸未计之，则得三十八年也。亭林谲觚自序谓：「仆自三十以后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。」可证亭林三十一岁所为诗本音，曹学佺为之序者，乃亭林先笔记初稿，其后必多改定。而亭林又言音学五书「为三百篇而作」，语见后序亦见诗本音乃亭林着五书先主源也。然则亭林音学五书，虽发轫远在崇祯癸未，而成书大业，则全属北游之后。王国维观堂别集音学五书跋谓：「此书卷首曹学佺序，署崇祯癸未，亭林此时实尚未为音均之学，无所谓诗本音，并无所谓音学五书也。此序盖出假托。亭林前后三序皆不署年号，乃假为曹序于前，一若此书为明季所刊者，盖以避文字之祸。参阅姓名，列徐氏兄弟三人，意亦犹是。」梁氏学术史谓：「亭林交任唐臣，得假吴氏韵谱，自此始治音韵学。」若梁、王之说果信，则亭林音学五书亦全部起业于北游之后。兹以亭林自言「纂辑此书三十余年」，又云「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」，故未敢遽以梁、王之说为定，而附着之于此。至日知录初刻八卷，则亭林五十八岁，已在音学五书开雕后三年。又阅三年，六十一岁自称「续录又得六卷」。此据张穆年谱又三年，六十四岁作日知录自序，谓：「历今七年，老而益进，始悔向日学之不博，见之不卓，其中疏漏，往往而有。渐次增改，得二十余卷。」自是迄于其卒，日知录又续有增益，凡得三十二卷。亭林自谓：「自三十后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。」谲觚自序又曰：「年斐然欲有所作。」钞书自序又曰：「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。」

17、则即谓清初考古博雅之风，乃有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然，亦不为过。集注束缚人既久，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为高者，此风盛于明末。清初如吕晚村、陆稼书盛唱尊朱，其实只求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，与亭林诸人之求反之汉、唐注疏者，取术虽不同，其为针对当时时文八股之风尚习俗而发则一也。

18、      市舶之与商舶，其说稍异。市舶者，诸夷船泊吾近地，与内地兵互为市，若广之濠镜、澳(门)然。商舶则土著，民醵钱，造舟，装土产，径往东西洋而去，与海岛诸夷相贸易，其出有时，其归有候。广洋巨浸，船一开帆，四望惟天水相粘，无畔岸，而海人习知海道者，率用罗盘即罗经为其导向……。(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)

19、      顾炎武以敏锐的目光，通观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，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《肇域志》两部巨著中，对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述。例如记晚明苏州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形：

20、      顾炎武对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，实际上是对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。他在《日知录》卷十二《财用》条中，更从经济学学理上论述了货币的作用，说明了专制统治者拼命搜刮民财、“独拥多藏于上”的荒谬，同时也说明了君主独“擅天下之利”乃是导致明亡的根本原因。他说：“古人制币，以权百货之轻重，钱者币之一也，将以导利而布之天下，非为人主之私藏也。……自古以来，有民穷财尽，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？此无他，不知钱币本为上下通共之财，而以为一家之物也。”“财聚于上，是谓国之不祥。……《管子》曰：‘与天下同利者，天下持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天下谋之。’呜呼，崇祯末年之事，可为永鉴也。”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，而是亡于万历。而万历皇帝大的弊政，就是实行了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。

21、　　顾炎武在关中结识的第三个要好的朋友，是华阴的王宏撰。王宏撰不仅是关中颇有名望的理学家，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，同时也是一位走遍天涯的游隐义士，他一生曾多次到南京、苏州、扬州一带访学探友。公元1663年，顾炎武到达华阴后，慕名拜访了王宏撰。二人一见如故，成为莫逆之交。公元1677年春，顾、王二人一起到北京昌平祭扫了明思宗陵墓。同年九月，顾、王二人再次相偕来到华山脚下，结邻定居。二人朝夕相处，纵论时局，切磋学问，畅谈国家兴衰治乱。公元1682年1月，顾炎武因病在山西闻喜县逝世。得知噩耗，王宏撰痛惜不已，并深切哀悼与顾的深厚友情。次年，还把自己的宅邸改名为“顾庐”，以作纪念。此后，年年清明，王宏撰祭扫顾炎武陵墓并写诗颂扬。他评价顾炎武，“古所谓义士，不合于时，以游为隐者也”，是一位以四处游历的方式过着隐居生活，且坚决不仕清廷的清高义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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